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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王东迁,周王朝一分为二

发布时间:2019-01-03 01:08:20 来源:亮剑军事网 作者:亮剑 阅读量:

  平王东迁,构成了历史上的又一个分界点:周王朝由此开始一分为二,之前称为西周,之后称为东周。
平王东迁之后,周天子的领地大大缩小,之前关中盆地800里川沃土悉数丢个精光,仅剩洛邑周围的这一小片处所作为天子王畿。周王室的实力大大地下落。
从地缘上来讲,新都洛邑地理所处的环境对比关中相差甚远,这里险些是一马平川,没有若干可以依托的地理屏障。换句话说,如果哪个诸侯真想对天子做点什么,在技术上并不存在困难。失去地理屏障保护的周王室,如今连其自身的平安都难以保障,更不要提威慑诸侯了。由此开始,周王室的威望一步一步地减弱。
第一个挑战周天子威望的就是后来的春秋小霸郑庄公。东周第二任天子周桓王即位的第13年,为了恢复王权的尊严,桓王罢黜了郑庄公“王室卿士”之职,联合虢、卫、蔡、陈4个诸侯国对郑国发起了进攻。郑庄公毫不犹豫地率军迎战王师,郑国将军一箭射中了周桓王的肩膀,导致王师惊慌大败。这惊世骇俗的一箭,不光射伤了周桓王,也射落了周天子身上最后一点光环,由此正式宣告周王朝的王权完全沦陷——大家发现,之前统领天下的天子,其实早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这就和“黔之驴”的典故是一个意思。这之后,摆脱了天子在头上的束缚,诸侯之间的征伐开始日益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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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列国情势图(张景贤:《春秋五霸》,中华书局1982年版)。
春秋的霸业文明首先以争夺地域霸权开始。郑庄公只是春秋前期的小霸,真正意义上的春秋五霸,是从齐桓公开始,后来者为宋襄公、楚庄王、秦穆公、晋文公。春秋霸主的行事特点是:他们对诸侯行使天子权力并没有天子授权,完全是靠自身实力。周天子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仅有的这点利益,对其霸主地位往往会予以抵赖,以换取霸主对王室利益的保护,这就是“尊王攘夷”中的“尊王”。
一、三家分晋
春秋时代最后一个霸主是晋文公重耳,他造就了春秋时期的超级大国——晋国的河山面积大致涵盖了咱们而今的山西省全境、陕西省东部与北部、河北省中部与南部、河南省北部、西部与中部的部分地域。晋是当时最强盛的诸侯国,然而其内部却始终埋藏着一个巨大的隐患。这还得从重耳的父亲晋献公说起。
献公时期,晋国公族遇到了一个与西周时期周宣王、周幽王一样的题目(详见《风起陇西》一章 ):晋献公原先的夫人出身自晋国老世族,这就意味着作为法定担当人的太子申生天生就注定和贵族集团是绑在一起的,献公为了公族权力不受贵族的掣肘,选择了废黜太子申生,改立骊姬所生的小儿子为担当人 x 。献公废长立幼的举动最终导致公族内部出现内讧,申生被杀,重耳、夷吾两名令郎出走他国,在这次宫变中,众多公族成员被诛杀或放逐,由此导致了晋国公族势力被大大削弱 y ,后来常说的“晋国无公族”便是由此而来。
献公死之后,避难他国的令郎们纷纷准备回国夺位。而无论是谁,要想成为晋国新的主人,此时都必须依托晋国贵族的支持。这其中的原理非常简单:谁给贵族答应的好处多,谁做作就能得到更多的贵族支持,也就最有可能成为未来的国君。
在外漂泊19年的令郎重耳,也正是通过向晋国的贵族大量地释放利益,最终登上了国君的宝座,史称“晋文公”。如许一来,晋国现实上就形成了一个国君与贵族“共天下”的局面 z 。在晋文公时代,凭借其个人威望,晋海内部根基维系了不变的局面。
而在文公死之后,他们父子两代给晋国埋下的种种隐患开始慢慢暴露出来:在献公一代,公族衰败,国君身旁缺乏可以倚重的可靠力量 aa ;而文公一代又给了贵族大量的权力,这就导致后世晋国国君对下面的贵族更加难以控制。除了这两个人为因素,晋国本身的地理布局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题目。
晋就是而今山西省的代称,当时晋国的主体部分就是而今的山西省。从地图上看,山西省的地形南北长是680多公里,东西宽是380多公里,总面积15.63万平方公里。大致看上去,山西的轮廓近似于一个由东北斜向西南的平行四边形。这里的绝大部分都属于黄土高原,平均海拔在1000米到2000米之间。
黄河在第二个拐弯处,由北向南,将山、陕两省分开。接着抵达山西省最南端之后,黄河开始转向由西向东的流向,又将山西省和河南省分开,再往南,王屋山构成了山西西北部的地理屏障。而整个山西的东面则由太行山脉屏护——两座山、一条河,在地理上为山西提供了一个完整的防御带。
在并不宽阔的山西大地上,由西向东分布着芦芽山、吕梁山、太岳山、五台山,以及南部的中条山。这些山脉把山西隔断成了零细碎碎的几块盆地,大一点的盆地包括大同盆地、忻定盆地、临汾盆地,以及最南真个运城盆地。从地图来看,这些盆地根基都是沿着南北走向的河道(汾河、新河、涑水河、三川河 ),形成的狭长河谷地带。山西的人口麋集区根基上都集中于这几块盆地,因而彼此之间便显得相对独立。如许一来,如果不是长期在此经营的内部势力,即便其打进来了,也难以真正完成有效控制。
由山西出入中原的战略通道惟独两条,一沿大同盆地,一路向北走,由河北省或内蒙古地域出山西。再便是由太原向东,走井陉关,直达石家庄。除了这两条通道之外,其他地域根基上都处于山峦和河道的包围之中。
从军事上说,这种特殊地形可攻可守,晋能成为超级大国很大程度上便是拜其所赐。而同样是由于在地形上各个谷地彼此割裂的特质,导致了位于屯留(现今山西省长治市屯 留县) 的国都,很难对处所形成有效控制,极容易出现“山高皇帝远”的题目。后世在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能在山西打得风生水起 ab ,很大程度上同样是依托于山西的地形。
言归正传。由于晋国人造的地理特质,加之献公、文公两代导致公族衰败,处所老世族坐大,在晋文公身后,晋国最终出现了“六卿专权”的局面。所谓“六卿”是指:韩、赵、魏、智、中行、范这6家势力最大的贵族。这六姓独霸了国家大部分权力,封地也占据了晋国河山的大部分。和人们所想象的完全不同,当时晋国并没有出现贵族飞扬跋扈、任意损害百姓的情况。相反,六卿为了和国君争夺民心,在政策上反倒比晋国国君更为开明提高。
春秋战国时代,原有的“天子—诸侯—大夫—平民”的封建体制开始不断松动,国家对国人,国君对贵族、士大夫都远没有形成绝对化的约束,如许一来,世人皆有争心。而那时的人们,在心理上并没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无条件忠诚的束缚,因而下层对上层的容错率也远低于后世。如此一来,在内外压力之下,各种政治势力间形成良性竞争就成为可能。从这个角度来说,所谓“礼崩乐坏”其实是一种大大的历史提高。
最初,晋国一直按照西周惯例,沿用不成文的习惯法:凡事都是几个贵族商量好了,依照惯例而行。这与夏朝的《禹刑》并无本色区别。所谓“习惯法”,也就意味着你根本无奈对其正确量化,全凭一张嘴来说,那么做作是谁掌握的社会资源多,表明权就在谁那里。
六卿与国君的政治竞赛中,范宣子率先效法商汤,制定了《刑书》,改习惯法为成文法。之后赵氏与中行氏联合范氏,3家铸造铁鼎,将《刑书》刻于鼎上,放置在人口群集的处所。思量到晋国面积广大,而且一部功令的条目再简洁,字数也不会很少,所以铸造的刑鼎肯定不是一尊而应该是一批。
铸刑鼎示法于民并非晋国首创,在此之前,郑国的子产做过同样的事情,这是中国法治史上极其重要的一个标志。鼎在中国的文明中是权力的象征,将功令条文刻于鼎上,其含意是“法鼎天下,法在人心”。在此之前,功令从来都是秘不示民,习惯法也好,成文法也罢,对☂百姓而言,都只能从贵族的口中得知。于是,功令便蜕变为贵族惩治百姓的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功令对百姓来说,就好比是蒙上他们的眼睛再让他们在河边行走。如此一来,在平民眼里,功令势必会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使平民天生便会有怕惧之心。而如今示法于民,百姓对行为标准一目了然,所敬畏的是国家的功令,而不再是贵族。如今在法院的大厅里还常常看到摆着一尊大鼎,其渊源便在于此——它象征的不只是功令至高无上的威望,更重要的其实是功令的“去神秘化”。
示法于民的举动曾一度受到叔向以及孔子的猛烈反攻:他们认为如果功令没有了神秘色彩,让老百姓都知道了,那么老百姓就会认为自己只需不违法即可,那样就不会再去遵奉“德”,这等于降低了人的处世标准。然而叔向和孔子可能忽略了一个题目:德在于“自律”,而不是“律人”。什么意思呢?“品德”其实应该是存于心中,用来自我约束的。一旦将它作为一个公共标准,用于约束别人,题目就会随之而来——所谓的“德”,最大的题目在于无奈量化,甚至无奈准确定义。而且以德律人,最终靠的其实就是公共舆论,谁都有权评判,却无一人需要负责,那么最后比的无非就是看谁嗓门大、谁巧舌如簧、谁身旁的拥趸多……姑且不说如许必然是社会资源多者占劣势,仅仅是其中的随意性就让人无奈担当。否则也不会自古就有“唾沫星子淹死人”这种说法。时至昔日,这个世界上也仍然不乏那种靠品德绑架,“损别人之利,成一己虚名”的品德流氓,这或许是当时的叔向和孔子所始料未及的吧……其实“德”与“法”并非是相悖的概念,国以功令人,人以德自律,如此而已。
除了示法于民之外,晋国卿大夫在经济层面还直接让利于民:在当时,国家的租税是定额收取的,即不论土地薄厚,每“一亩田”每年收取固定数额的粮食作为租税 ac 。按照最早的计量标准,100步(为边长的正方形) 为一亩 ad 。六卿为了与国君争夺民心,让利于民,故根基都修改了计量标准。六卿中改得最大的是赵简子,他把一亩从一百步酿成240步,这就是说,在他的封地上,一亩地的实际面积是国君直领封地的5.76倍。按照同样的定额来收租,肯定是老百姓占便宜。六卿之中,中行氏、范氏和智氏封地所定的亩制均小于韩、赵、魏3家,故他们封地百姓的生活承当就要更重,而巧的是,最终被淘汰出局的正是这3家。后世李悝和商鞅变法时,为了让利于民,都沿用了赵简子240步为一亩的新亩制,这是后话。
言归正传,由于晋国国君的威望性日益衰微,六卿之间的互相倾轧也随之愈演愈烈:首先是韩、赵、魏、智4家联合把中行氏和范氏从晋国挤出去,范氏和中行氏从晋国逃出来后,最终跑到了齐国,而他们的后代由此就在而今山东省安家落户了。中行氏后来出了一个大家都比力熟习的人,就是汉代的中行说——因为投靠了匈奴人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汉奸。
中行氏和范氏被挤走之后,剩下的四卿仍然无奈共存。起初势力最大的智氏联合魏、韩两家,准备一起灭掉赵氏。赵简子派出纵横家孟谈去奥秘游说了韩、魏两家:如今智氏是4家当中最大的一支,假如赵氏被灭,最后赢利最大的肯定是智氏,韩、魏不过是与别人做嫁衣,两家最后的效果也不会好到哪去。而假如是智灭赵存,那么3家则可维持均势。孟谈的游说很快就起了作用,韩、魏两家抛弃了智氏,转而选择与赵联盟,不久之后,这3家便联合把智氏给灭了。
此时的晋国国君,实际的影响力其实和洛邑的周天子差不多,都是只剩下一个“空架子”摆在那里,面对贵族间的互相征伐,根本无从约束,只能选择“押宝”,想让自己始终站在赢家一边。孟谈的游说使得晋国的局面出现了始料未及的变化,晋静公由此稀里糊涂地“站错了队”。韩、赵、魏3家趁势完全抛弃了国君,把晋国一分为三。此时,韩、赵、魏3家的疆域都已经涵盖到了中原地域,特别是韩的领土险些把周天子的王畿所在地包在了两头。出于对自身的平安思量,周天子只得封3家均为侯爵,这就等于抵赖了“三家分晋”的合法性。至此,历史上就有了韩、赵、魏三大诸侯国。
随着晋国的正式解体,中国的历史也从春秋进入到了战国:春秋时代,天下前后阅历了五任霸主,从齐到晋,中国大陆上的政治格局始终是一极独大。“三家分晋”之后,各大诸侯国之间,实力相差再没有之前那么悬殊,就理论上而言,秦、韩、赵、魏、燕、齐、楚七大诸侯国都有统一天下的可能,天下也就进入了“凡有血气,皆有争心”(语出《晏子春秋》 )的大争时代。
二、田氏代姜。
又过了若干年,魏文侯受齐太公田和之托,向周天子去讨封,周天子又是很痛快地就应允了(想不痛快也不行) ,由此“田氏代姜”也获患有合法性。
齐国最初是西周开国时吕尚的封地。到了春秋晚期的大变革时代,齐面临的情况和晋国根基差不多——姜氏公族被世袭卿大夫田氏慢慢地架空了。
春秋时期的晏婴曾预言:“齐政卒归田氏,田氏虽无大德,以公权私,有德于民,民爱之。”翻译过来大致的意思是:田氏虽然没有很大的“德”,可是他用国家的权力去成就自己的私名,把好处给了老百姓,所以老百姓爱戴田氏——由此咱们可以看出,“田氏代姜”的情况跟3家分晋是差不多的,都是卿大夫集团自我约束,同时不断向平民释放利益而获得民心,借此壮大自己的势力,最终取代国君。
田氏延续到田常一代,田常在自己的封地上同样开始实施让利于民的经济政策:因为当时自耕农的底子普遍都不是很厚,向封主借粮来应付青黄不接,在当时是非常普遍的现象。田常给老百姓借粮时,一直是“大斗出,小斗进”,一借一还,把大量的利益让于百姓。
这其实就是所谓的“利心互换”:上位者给百姓以利,百姓还之以心,而人心聚拢多了,天下做作就是你的。
除此之外,田常还做了一件非常故意思的事:他下令给自己选100多名女子作为嫔妃,而这些嫔妃的提拔标准竟然是身高七尺 ae 以上,体格壮硕——整个就是一群“女汉子”。如许的女子说不上多好看,但肯定好生养。田常的目的非常简单,就是要多生儿子,以迅速扩大田氏的势力。更绝的是田常的后宫不设宫禁,门客、宾客都可以自由出入……当然,这个题目就不好细说了,归正庶出的子弟,不涉及权力担当的题目。最后“功夫不负有心人”,嫔妃们在几年之内给田常生了70多个儿子,大大扩充了田氏的势力。
田常的这个举动,其实也反映了现代政治生态的一个特点,在职业官僚制度以及相配套的监督制度出现之前,维系政治忠诚最可靠的纽带就是血亲。夏、商、周三代,国君任命兄弟、叔伯为相,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譬如“战国四君子”便是如此。以血亲维系忠诚的价钱,则是权力近亲繁殖导致官员素质低下,贵族势力坐大,国家机器叠床架屋,社会运行老本激增,最终直至反过来威胁君权……后世各国变法,行法家之政,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摒弃权力世袭的血亲政治,代之以职业官僚体制,以及相应的功令监督体系。
总之,在几代人的积累之下,最终在公元前386年,齐太公田和正式被周安王封为侯爵,“田齐”正式取代了“姜齐”。至此,七大战国中,仅剩古老的燕国一家是西周武王所分封的开国诸侯,而秦则是硕果仅存的东周开国诸侯。
回首春秋战国的历史,是以分而始,以合而终:平王东迁后天子权力衰败,天下共主的局面随即开始瓦解。到了春秋后期,各诸侯国卿大夫的权力开始膨胀,能够顺应历史潮流的新势力开始对旧势力进行淘汰,于是便有了“三家分晋”和“田氏代姜”。而在此之后,战国时代又一次汰弱留强,汰旧留新,各国纷纷变法争雄,一直到公元前221年,以始皇帝统一天下为标志,秦制大获全胜,将现代的政治制度推上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
纵观这400多年的历史,其实也是一个平民政治逐步取代贵族政治的过程:春秋伊始,布衣士人或许还在哀叹礼崩乐坏;而到了秦末,陈胜、吴广已经喊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至汉初,刘邦以一介平民之身最终做了皇帝,这是夏、商、周三代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与此同时,在地球的另一端,公元前73年,也就是西汉宣帝时代,罗马爆发了斯巴达克斯起义,在18世纪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之前,这是西方历史上唯一一次由非贵族人士主导的政治,除此之外,西方再无脱离血亲政治的典范。
三、大魏文侯。
魏文侯是周天子抵赖的第一任魏国国君。关于春秋战国时代,常常会出现一个说法,叫作礼崩乐坏,这里的“礼”指的是周礼,是为不同阶层的人所区别定制的行为标准。周礼细致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说举行朝会,天子、诸侯、大夫分别从什么通道进入大殿,走路的姿势、速度、步幅,各自坐什么地位、何种坐姿,吃饭时每个人面前可以摆何种餐具、数量若干、能吃什么东西……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通过礼制的差异化,人所处的阶层被标识得清清楚楚,谁也不许僭越分毫。
“乐”则是意识形态上的宣传工具,像咱们而今的春晚以及主旋律影视剧一样,不只仅是人们的娱乐活动,其背后同样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灌输。
春秋战国时代,随着周天子的权力开始衰微,天下进入大争之世。无论是诸侯、卿大夫照样平民,都不屑于遵奉这一套冗繁的礼法,布衣士子们开始驱驰于各个国家之间,或为游学或为求官,自耕农也开始弃井田自己开荒种地,封建等级制度由此开始崩坏,每个人的生活中都开始出现了更多的可能性,社会开始变得充溢活力。从这个角度说,礼崩乐坏其实并不是一件坏事。同样的,列国间的战争虽然异常残酷,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其实是一个各种制度间新陈代谢、汰弱留强的过程,因而所谓“春秋无义战”的说法,其实也是过于片面的。
魏文侯时代恰恰处于儒法之争的大背景下,国家是靠新兴的理念搞法治,照样遵从西周礼制搞德治,在当时处于争执不休的状态。魏文侯的治国理念其实就是这种背景下的折中产物。他采取的是虚实并用、儒法结合:一方面他起用了大量实干型的法家、兵家人才,像乐羊、西门豹、吴起以及魏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丞相——李悝;另一方面他也起用了大量儒家弟子,像孔子的学生子夏、儒学大家段干木这些人。
这种人事安排,叫作“贤者居其位,能者在其职”。魏文侯所任用的儒家弟子,多数在其政治体系中扮演的是“贤者”的角色:这些人未必处理实务,但地位都非常高,起的作用是为全社会建立一个品德上的标杆;而像乐羊、吴起这些人,如果以儒家品德的眼光来看,他们可被批判的处所非常多,魏文侯同样不以为意,都委以了重任。
最初,魏海内政、外交在魏文侯虚实并用的模式下搞得风生水起,魏国国力开始快速增长,同时与西边的秦国交战两战两胜。而在此之后,魏国却连栽了几个跟头:先是魏国被秦国打了一个反击,不光打败了魏军,还把战火烧到了魏国外乡——当时秦国正处于秦灵公时代,正是衰弱乱政的时辰;接着魏国又前后跟齐楚两国开战,效果又是两战两败。
接连几盆冷水泼下来之后,冷静下来的魏文侯开始环顾四周:此时,东部的齐,南边的楚,都在不断地吞灭周边国家,韩、赵这两个传统盟友,此时也正静悄悄地酿成了竞争者和敌人。有句话叫“穷则思变”,魏文侯武断地任用法家名士李悝为相,正是这个决定,将魏国乃至整个华夏后面的历史,推入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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