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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镇割据对中国历史的深远影响

发布时间:2019-05-01 00:06:01 来源:亮剑军事网 作者:亮剑 阅读量:

  藩镇割据是唐朝后半段历史的一个重要的现象。藩镇割据并不只是影响了一个唐朝,还影响了后边的五代乃至宋代的政治布局、政治形态,甚至还改变了咱们的文明,改变了咱们的头脑。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藩镇割据对中国历史的深远影响

  要讲藩镇割据,首先咱们当然就得谈一下藩镇割据的开端,也就是节度使的出现。节度使是在安史之乱之前就已经出现了的。按照菊池英夫的看法,他认为唐朝前期履行的是所谓行军制度,从行军制度到藩镇的形成一共阅历了如下几个过程:由行军到镇军,镇军到军,军到节度使。相应地,军队的长官就阅历了由行军总管到镇军总管,再到军使再到节度使如许的一个发展历程。节度使底本只是单纯的军事长官。

  可是往后发展,就出现了一个现象——这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就是一旦在某一个重要地域配置一个军事长官之后,由于他需要指挥战争,需要调配各种资源,久而久之,皇帝会给他越来越多权力。其效果就是节度使由单纯的军事长官,酿成集军事、行政、财务等一系列大权于一身的处所官僚。再加之一些其它因素,节度使势力坐大就是非常有可能的了。安史之乱也是这么爆发的。

  咱们首先来分析一下唐朝安史之乱之后的藩镇割据。安史之乱之后,藩镇割据的第一个阶段,就是从唐代宗初年到唐德宗末年,一共有将近40年的时间。公元763年,安史之乱的最后一个领导者史朝义他杀,安史之乱宣告安定。可是安史之乱安定的过程不只艰辛、牺牲巨大,而且还有一个题目,在整个过程当中,唐朝根本没有建树起一个可靠的、完全听命于中心且富有战斗力的中心军群体,而是建树了很多藩镇,利用这些节度使的力量以及回纥的兵力来安定藩镇的叛乱。效果安定了之后,就出现了如许一个现象:为了安抚那些安史旧臣,唐朝中心政府采取了绥靖政策。

  比方说,中心政府委任安史旧部李怀仙为卢龙节度使、李宝臣为成德节度使、田承嗣为魏博节度使,这三个人的统治范围根基上涵盖了今天河北省的全境以及山东的北部。这一带同时还有薛嵩任相卫节度使,统治范围在河北的西南部,到冀、豫、晋交界地带。薛嵩死了以后,相卫节度使的地盘就被田承嗣合并了。

  我这里顺便说句题外话,薛嵩是薛仁贵的后人。历史上没有出现过薛刚反唐的事宜,甚至根本没有薛刚这个人,可是薛家的薛嵩的确参预过反对唐中心政府的安史之乱。薛嵩投降之后,态度总的来说照样比力恭顺的。可是他死了以后,他的地盘被田承嗣合并,由此河北三镇逐渐形成,也就是刚才提到的卢龙、成德、魏博,而这三镇就酿成了整个藩镇割据的核心力量。河北三镇可以说自成一统,而且节度使职位是父死子承,或者由牙兵牙将来拥立,这个情况之前也提到过,朝廷无权过问,能做的只是事后抵赖而已。

  后来到了唐德宗时期,唐德宗刚开始当皇帝的时辰雄心勃勃,是一个富有理想的君主,继位之后,他准备铲除藩镇。建中二年(781)正月,成德镇节度使李宝臣病故了,他的儿子李惟岳上表朝廷要求担当父位。这次唐德宗不按照惯例出牌了,唐德宗禁止李惟岳担当他父亲的职位。效果临时间,有好几个藩镇感觉唇亡齿寒,魏博节度使田悦、淄青节度使李正己、山南节度使梁崇义,为了他们共同的利益,联合李惟岳武力对抗朝廷,然后唐德宗就发兵去攻击他们。

  可是唐德宗的军事策略有一个巨大的先天缺陷,就是中心当时手里头根本没有可靠的富有战斗力的直属军队,或者说没有成规模的直属军队。因而他采取的设施就是调藩镇的力量去打击藩镇。藩镇听命于中心,那一切好说,可是如果藩镇起了私心,中心该怎么办?刚开始战斗还比力顺利,比方说淄青的李正己病死了,他的儿子李纳大败,李惟岳也被部将杀了,剩下田悦在魏州负隅顽抗。就在这时,成德镇的大将张忠和投降了,然后唐德宗就委任他为成德节度使,局面临时看起来好像很好。可是这个时辰,唐德宗调去打那些叛乱藩镇的幽州节度使朱滔,却与这些藩镇联手,造唐朝朝廷的反。

  到了建中三年(782)底,卢龙节度使朱滔自称冀王,成德王武俊自称赵王,淄青李纳称齐王,魏博田悦称魏王,四镇联手反抗中心,还有一个淮西节度使李希烈也跟着凑热烈。李希烈在消灭了梁崇义之后,自称为天下都元帅,不久竟然又称帝,号称楚帝。我这里顺便说一下,李希烈就是杀害颜真卿的罪魁祸首。然后又发生了一件对唐德宗的内心构成了极大打击的事宜,那就是泾原泾师叛乱。怎么回事呢?我刚才提过,唐德宗的军事策略是调藩镇的军队打藩镇,效果就出现了一个现象,他当时调泾原兵马使的军队到淮西前线去作战。这些军队满怀信心,以为路过长安的时辰,皇帝必然会亲自出来犒赏他们,所以带了很多家族跟着行军,如许就可以把皇帝赏给他们的绢帛或者金银直接搬回家去。效果到了长安却发现,有司别说是赏赐了,甚至都不让他们进城,而且给他们供给的饮食也非常差,连酒都没有,效果这些士兵一怒之下发生了哗变。说假话,唐朝中心政府在当时真的是威望丧尽了,哪个处所稍微有点不细致,就能引发一场新的叛乱。效果这帮家伙一叛乱,加之长安城空虚,唐德宗只得被迫逃往奉天。然后这些叛兵拥立了朱滔的兄长——正在长安失业的朱泚,朱泚自称帝。这下天下出现了四个王、两个帝(秦帝和楚帝),由此人们把这场动荡称为“四王二帝”之乱。然后这些叛军围攻唐德宗所在的奉天城,唐德宗的生命平安岌岌可危,差点被叛军所杀,多亏了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的增援,这才逃得一命。可是,紧接着,朔方节度使李怀光因为与宦官之间的矛盾,对朝廷不满,又叛乱了。李怀光的朔方军底本是安定安史之乱的勋绩部队,是当年郭子仪、李光弼的老部队,如许的一支部队竟然叛变了。这对☂唐德宗来说,当然在心理上造成了极大的打击。后来这些叛乱虽然被安定了,但从此以后,唐德宗一蹶不振。《唐会要》是如许说唐德宗的:“承奉天之难,厌征伐之事,戎臣优以不朝。终老于外。”也就是说,这一场削藩反倒大大打击了唐中心,使得唐德宗意志消沉。

  这是藩镇割据的第一个阶段,可是话说回来,这个阶段内唐德宗也不是全无举措。唐德宗晚年虽然没有再对藩镇发动什么新的进攻了,可是唐德宗在两方面做了准备:一方面,履行了税收改革,采取了很多措施使得国家的财务得以改良,为未来的削藩奠定了财务的根底;另一方面,开始故意地建树一支中心军——神策军。

  神策军底本是天宝十三年(754),由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在临洮建树起来的,底本是唐朝众多部队当中一支不起眼的部队,可是后来这支部队屡次勤王有功,尤其是军事指挥权曾经归属过大宦官朝恩。唐德宗建树中心军队的时辰,他最信赖的就是这支神策军,而神策军后来听命于中心。在后来的很多削藩战役当中,神策军的确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可是咱们必须指出,唐朝后期的政治就是这个特点——压倒了葫芦起了瓢。怎么讲呢?神策军的指挥权始终归于宦官之手。神策军的主要指挥者是摆布神策军护军中尉,而护军中尉往往是由宦官兼任的。这就造成了一个题目,神策军在资助皇帝安定藩镇的同时,也酿成了宦官专权的一块基石,因而也是一把双刃剑。

  唐代藩镇割据的第二个阶段,也就是唐宪宗时期。唐宪宗此人夺目强干,雄心勃勃,可以称得上是安史之乱之后唐朝最有作为的一位皇帝。他的前前任皇帝是唐德宗,德宗死了之后是顺宗,顺宗下台之后是他。这里我必须指出的是,德宗积攒下来的家底,也是资助宪宗成就一番奇迹的重要因素。唐宪宗在武元衡、裴度等人的支持之下,对淮西等叛变藩镇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这个过程当中,叛变藩镇派出刺客暗杀了武元衡,打伤了裴度,即便如此,也没有干扰到唐宪宗的决心。效果以淮西节度使吴元济被擒为标志,唐宪宗取患有重大的胜利,而河北三镇也都相继归降。

  由此,乍看起来唐朝好像安定了纷争,临时显得前途光明。可是历史往往是由不少无意事宜组成的,唐宪宗被宦官陈弘志等人暗杀了。他死了之后,继位的是唐穆宗。穆宗、敬宗、文宗连续三位皇帝都属于脆弱无能之人,尤其是穆宗。穆宗继位之初,朝廷毛病估计情势,认为藩镇既然已经安定,那么就应该淘汰兵员、减轻财务方面的压力。可是他们忽略了一个题目。这个时辰距离当年的安史之乱已经过来了将近七十年,在这个冗长的过程当中,各个藩镇已经形成了一些职业的军人集团。这些职业军人集团除了参军、接触、吃官粮,别无长计,也没有什么其他的生活根底。效果朝廷要休兵,就强行让这些人退伍,却没有给他们找好退路。于是这些得不到生活保障的退伍老兵纷纷潜入山林,酿成了所谓山野盗贼。河北三镇降而复叛的时辰,他们又立刻加入到叛军里边,而且带着比以前更大的仇恨。

  河北三镇之所以降而复叛,有个重要的起因就是河北三镇胡化时间已久,无论是从心理上、文明上,照样政治上,都与中心格格不入,更何况中心派去的那些以张弘靖等人为代表的接管大员,也有处置失当之处。他们一方面在文明上藐视这些河北将士,另一方面自己生活奢靡无度,引发了河北将士的反感,甚至贪污受贿,把中心底本要给兵士的赏钱也都整个贪污了下来,由此引发了河北将士的不满。河北三镇首先由卢龙发难,然后紧跟着成德、魏博加入,由此河北三镇重新恢复了割据的局面,中心再也无力镇压。一直到后来唐武宗时期,中心才对泽潞的节度使刘缜展开讨伐,取患有胜利。但这个只能算是局部的胜利,而河北三镇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归顺过中心。

  张国刚先生有一本名著叫作《唐代藩镇研究》,他在其中把藩镇进行了划分。咱们要知道当时全天下到处都是藩镇,但并不是所有的藩镇都像河北三镇一样是反抗中心的。按照张国刚先生的说法,藩镇可分为河朔型藩镇,以河北三镇、淮西、淄青为代表,他们公开与中心对抗,是叛乱型的藩镇;中原型藩镇,是指像汴宋、武宁、忠武、河阳、泽潞等藩镇,他们多数时间段内是听命于中心的,而且能够保卫中心;边疆型藩镇,比方说凤翔、邠宁、鄜坊、泾原、天德、银夏、灵武;以及南方负责镇守边界的藩镇,比如安南、岭南、桂管、黔中等;还有就是西北型藩镇。

  西北型藩镇非常重要,因为整个中心的财务整个仰仗西北型藩镇,比方说浙东、浙西、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荆南等这些处所,它们的处所税收大部分上供中心。可以说唐朝中心在安史之乱之后,还能够支撑150年,与西北型藩镇财富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所以不同藩镇的题目,咱们不能等同对待。也就是说藩镇是纷纭庞杂的,类型是多变的,而且藩镇与中心之间的干系也是非常微妙的。比方说河北三镇完全是抗射中心,父死子承,或者由牙兵牙将来进行拥立,而其他很多藩镇人事任免则直接听命于中心。

  说到节度使的更迭,在这里咱们必须指出,那些叛乱型藩镇还有一个重大的特点,就是前面提到的牙兵牙将的题目。刚开始,藩镇是所谓父死子承,效果后来正如孔子形容春秋时期的政治一样:刚开始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后来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后来政由大夫出。而藩镇也阅历了如许的一个历程,一开始,是由中心委任节度使,效果后来父死子承,这也就是咱们所说的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效果后来连诸侯都不论用了。他们身旁的禁军和亲军,也就是所谓牙兵牙将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稍有不满,他们就发动叛乱,然后拥立自己称心的将领,最后逼迫中心来抵赖。因而藩镇的权力布局也出现了下移的迹象。另外张国刚先生还认为,在唐代财务制度的规定下,军费开支是处所化的,这意味着处所财务由节度使来掌握,这直接导致兵士与藩帅之间在财富分割上处于锋利对立的状态,这是引发牙兵牙将叛乱的一个重要起因,而牙兵牙将的叛乱也导致节度使更迭频繁。

  《唐会要》把这个现象形容为“甚于一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帮家伙更换节度使的速度跟下棋一样快。值得细致的是,这个现象后来也影响到了五代乃至宋初的历史。咱们可以看到,到了五代,后梁根基上照样唐朝藩镇的一个变种和翻版。可是从后唐那个时期开始,咱们发现对中心的威望构成巨大威胁的已经不是处所藩镇了,而是中心禁军。这个中心禁军说白了,就是唐代各个藩镇的牙兵牙将。然后来赵匡胤所谓的“杯酒释兵权”,其实针对的就是禁军的指挥权,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特点。

  所以五代的政治也好,北宋初的政治也好,其很多形态都要到唐代藩镇割据的现象当中去寻找最初的来源。而且前面提过藩镇的影响并不只仅体而今这里,还体而今文明等诸多方面,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胡化的题目。由于河北三镇胡化的色彩比力浓厚,所以引发了唐后期到五代乃至宋朝的华夷之辨的思潮。另外就是这些藩镇的割据,使得文人集团对武人集团开始心存心病,而文人集团对武人集团的这种敌视态度,后来也影响到了宋朝国策的走向。所以说藩镇的题目影响的并不只仅是唐朝一朝的历史,它影响巨大、影响深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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